新民艺评|苦情叙事尝“甜头”?

《人生大事》票房破14亿,成暑期档黑马,多拜“苦情叙事”所赐。

何为“苦情叙事”?一言以蔽之,即在叙事上对主人公人生不幸和苦难层层叠加,使之悲苦至极,令人潸然泪落,但“苦人”大都会否极泰来,故事以温情治愈“曲终奏雅”。近年来“苦情叙事”电影如《亲爱的》(2014)、《我不是药神》(2018)、《无名之辈》(2018)、《送你一朵小红花》(2020)、《我的姐姐》(2021)、《奇迹·笨小孩》(2022)等以小博大,屡创票房奇迹,成为现象级神作。

图说:《人生大事》 官方图

以血浓于水的人伦亲情为底色的“苦情叙事”源远流长。就电影而言,从上世纪20年代的《孤儿救祖记》、30年代的《神女》、40年代的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,及至80年代的《妈妈再爱我一次》等,屡屡引起观影热潮。而讲述“三破一苦”——破碎家庭、破碎情感、破碎婚姻及家庭苦难题材历来是家庭伦理剧的主流,一直为观众所钟爱。而当下宫斗片、武侠片、盗墓片等非现实或超现实题材电影也造成了观众的审美疲劳。因此,聚焦底层草根生活,讲述弱势群体时乖命蹇的“苦情叙事”电影遂又为观众所青睐,呈现“中兴”之势。这也与普通民众的现实境遇有关,在生活压力的日趋增大的当下,社会各阶层普遍在寻找精神寄托和情感慰藉,而以“粗粝写实”“社会教化”为特征的“苦情叙事”电影,恰好满足了后疫情时代人们亟需温情抚慰和创伤治愈的心理。

“苦情叙事”的基本策略即“卖惨”与“煽情”,主要表现为三点:首先是“没有最惨,只有更惨”的悲情主义策略。《人生大事》的男主莫三妹人生可谓跌到了谷底——他的家庭支离破碎,父子感情不合,而父亲重病缠身,时日无多;姐姐离婚,哥哥为救人溺水而亡;自己刚刑满出监,女友劈腿好友……而女主武小文是个孤女,父母不详,相依为命的奶奶溘然长逝,无家可归。其次是宣扬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”励志主题。“苦情叙事”电影的主人公貌似叛逆,但内心大都向阳而生,合乎主流观众的情感诉求,容易被认可接纳。《人生大事》中莫三妹看似桀骜不驯,睥睨自若,但内心善良,并非朽木不可雕。虽和父亲代沟颇深,但他恪守孝道,最终遵父遗嘱,为其完成了一场别出心裁的葬礼。第三是温暖现实主义策略,主人公终会苦尽甘来,以大团圆结局。“苦情叙事”不触及更为深刻的社会问题,采用先“悲情”后“暖情”的叙事套路,会在“苦水中放点糖”,“苦人”也非一苦到底,故常常能满足观众同情弱者,渴望善有善报的心理。《人生大事》中两位素昧平生“苦人”的由对立嫌弃到萌生亲情,相互救赎,最终难舍难分,不是父女,胜似父女,结局是圆满的——武小文的生身母亲国外出狱寻女,也应邀加入了殡葬业,三位命运的弃儿一起找到了情感停泊的港湾。“苦情叙事”亦有瑾瑜匿瑕之处,即在博得观众同情的同时,也在常用主人公的不幸来满足观众的心理上的优越感。

批判现实的悲剧电影,其力量源自真实,特别是接地气的“街头现实主义”,因遵从现实逻辑,会构成对人性阴暗、制度不公和社会痼疾的诘责和鞭挞,如《养家之人》(2017,加拿大)、《何以为家》(2018,黎巴嫩)及中国的《活着》(1994)等。而“苦情叙事”则把社会问题转为个人性格问题,与批判现实的悲剧电影似是实非。在《人生大事》中,作为边缘人物,莫三妹的苦难几乎与社会无关,而是由个人原因造成。“苦情叙事”解决问题的方式是让“奇迹降临”,令困局冰消雪释。按照生活逻辑,有些苦难在现实中是不可能轻易能被纾解的,但是观众却希望弱者得到救助。因此往往会用“神迹”使主人公命运发生突转。如《人生大事》中莫三妹的父亲要他以30万现金来买房,而武小文帮他找来一个老伯用30万办丧事的情节。

无论如何,烟火气的“苦情叙事”电影一次又一次成为票房黑马,成为中国商业电影的多元拓展之一。(杨晓林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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